消费维权本是消费者天经地义的权利，但现实中，不少消费者因流程繁琐、举证困难等原因，最终只能选择放弃。近年来，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新业态，商家宣称能提供“退费维权”“手段管用”的服务，在各大网络平台招揽生意，将目标锁定为那些在维权拉锯中陷入困境的消费者。这些“代退”机构的资质边界在哪里？“维权”方式是什么？“手段”又是否真的“管用”？
“代退”机构资质几何？
电商平台上，以“退费维权”为“卖品”的商家并不少见。在商品展示页面，“高效”“专业”“无套路”等字眼是常用宣传用语，部分店铺甚至打出“比12315管用”的揽客口号。
而在多个社交平台，类似的“代退协退”引流广告同样随处可见。这类机构一般通过视频推送、评论留言或私信等途径触达有退费诉求的用户，以“免费咨询”“专业维权”等承诺吸引消费者，再将用户引流至企业微信等私域，由“法务顾问”等工作人员对接。
随后，记者联系上多家在宣传中声称“提供律师服务”的机构。在问及有无相关资质时，其中一家公司答复“与资深执业律师持有合作关系”；另一家机构在直播间公开展示着“广东某律师事务所”的招牌，但其企业微信认证主体却为“广州威光商务有限公司”，经营范围仅含“法律咨询”一项与法律服务相关。
另有一家机构则坦言“是以法律咨询公司为主体”，并解释因涉案金额太低，律所“一般不会承接此类退费案件”。
据了解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及多地律协规定，此类法律咨询公司仅能提供非诉讼性质的法律指导服务，如解答法律问题、审查和草拟法律文书材料等，不得从事诉讼代理或辩护业务，业务范围被严格限制。同时，具备代理诉讼资质的执业律师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，不得在法咨公司、法务公司等非律师执业机构中执业、任职或挂名。
这意味着，此类公司一旦超越核定的业务范围开展经营，便存在“非法揽业”的风险。例如，若宣称“可代理诉讼”或以律师名义承接案件，即可能构成虚假宣传，涉嫌误导消费者。
“非常规”退费手段齐出
记者梳理发现，此类不具备代理诉讼资质的咨询类公司，为实现“高效退费”，大多会选择绕开诉讼程序，转而以行政投诉为主要“维权”手段，通过有计划地制造监管压力，最终达成行政或诉前调解的目的。
自2025年下半年以来，某教育平台便持续遭遇了某些“职业代退”机构有组织的“围攻”。该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25年11月，平台关联投诉激增至3500余条，单月增量较常规时期10倍有余。同年12月18日9时至10时，19名用户集体报警举报该公司，报警时段、举报内容高度统一。
据介绍，模板化投诉、同一投诉人高频重复投诉、不同投诉人集中举报，甚至伪造投诉材料等，都可能成为此类“代退”机构施压的手段。例如，“重病”“贷款消费”等退费理由已成投诉代理的常见话术，该公司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一系列疑似伪造病历的投诉案例，其中不乏“同名医生出现在不同科室”“两地用户就诊于同一医院”等情形，以“不可抗力”为由要求企业退费。
“依法投诉维权属于消费者正当权利。”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，“但如果投诉手段被此类中介机构工具化、牟利化，不仅干扰我们的经营活动，也会挤占普通消费者的合法维权空间。”
风险代理维权费用“不菲”
“不成功，不收费”，是“代退”机构常用的宣传用语。这样的“承诺”，对已有经济损失的消费者确有吸引力。
记者联系上一家打出“先办事后收费”口号的法律咨询类公司，该公司明确表示，前期不收取任何费用，但“作为纯风险代理模式，成功后将收取追回金额的50%作为服务费”，并称“是公司统一标准”。
事实上，采取“事后收费”模式的机构不在少数，其收费比例普遍为退款金额的30%，甚至更高。与之相较，按司法部现行规定，执业律师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不得超过标的额的18%。
关于这一定价差异，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明利律师向记者解释：“法律咨询公司属于普通商事主体，日常经营活动未纳入司法行政监管体系，不像律师事务所受司法部门和律师协会双重监督。”
此外，记者了解到，“代退”市场上也存在“部分风险代理”模式，即前期缴纳较低的委托费用，后期再支付剩余尾款。
来自河南的何先生正是被此类“低价”噱头所打动。他告诉记者，其委托的“法务服务中心”前期以“启办费”为名义，先行收取了900元费用，声称缴纳后案件方可正式“流转”。“900块，比律师费还是要低一些”，抱着这样的想法，何先生最后支付了这笔定金。何先生随后被拉入一个7人小群，群成员中不乏“追债专案组主任”“法务专员”“助理”等人员。
然而，半个月之后，何先生发现案件迟迟未有实质进展。随着维权事宜最终搁浅，该费用也并未退回，对方给出的理由则是“协议已产生的‘服务成本’不予退还”。记者查询发现，收款方“临汾市尧都区金浪咨询服务部”和“山西金浪信息咨询服务中心”两家企业，均成立半年左右即告注销。其经营者此前还曾开设过同类公司，同样早已关停。
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，这套流程的“获客”目的远大于法律援助本身，“他们其实并不了解、也不在乎消费者的真实消费诉求，只要确定有退费纠纷，就引导签下委托协议。案件办理过程中自有一系列节点可以‘巧立名目’。”
普法
不得滥用投诉举报机制
预付式消费正是“职业代退”活动最集中的领域。此类履约周期较长的消费模式，天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与消费者维权被动的风险。加之部分经营者滥用不公平格式条款，一旦服务无法兑现，消费者往往将面临各种退费困境，进而可能转向非正规渠道寻求“代退”服务。
2026年4月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》落地施行。新规明确，投诉人不得滥用投诉举报机制，对提供虚假材料、冒用他人名义、短期内大量投诉、不同投诉人集中投诉等，监管部门将不予受理或并案处理。对涉嫌敲诈勒索等违法索赔的，终止调解并移送公安部门。
2026年7月，中央政法委正式部署新一轮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，重点打击网络“软暴力”犯罪。公安部也指出，舆情敲诈、恶意索赔等新型犯罪已成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。此类假借维权名义组织化牟利的行为，本质上已偏离正常维权范畴。
在规范投诉行为的同时，预付式消费经营本身的治理也在同步推进。2026年4月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草送审了《深圳经济特区预付式经营管理若干规定》，其中，新规拟针对预付式消费设立“七日冷静期”制度，对七类“霸王条款”作出限制等，从制度层面为“退款难”等乱象提供治理依据。
提醒
越界者难逃法律追责
消费者亦非“零风险”
法律服务市场的多层次发展本是客观趋势。法律咨询类公司的涌现，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群众获取法律服务的渠道，其协助消费者通过投诉、诉讼、仲裁等正式渠道维权，本身属于正常的民事代理行为。问题的关键，在于其手段是否逾越法律边界。
周明利指出，通过伪造事实进行恶意投诉或采取胁迫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的，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；若以代理维权为名义，虚构法律援助资质、案件办理进度等，骗取服务费或违约金的，涉嫌构成诈骗罪；借维权之名非法获取、出售个人信息的，则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消费者寻求此类“代退”服务，又真的是“零风险”吗？“若明知第三方采取捏造事实、恶意投诉等手段，仍协助或参与其中，一旦查实，即便初衷仅为挽回损失，亦可能承担连带法律责任。”此外，周明利提醒，委托过程中还伴随上述信息泄露风险，个人隐私资料一旦落入不法分子手中，可能被用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。
对此，周明利建议，无论选择律所还是法律服务机构协助维权，都应认真审查合同条款，重点关注服务范围、服务费用、违约责任及附加条款等内容，避免轻信口头承诺。同时，对于宣称“快速退费”“稳退稳赔”的个人或机构，应警惕“代理维权”本身可能的法律风险，避免卷入违规违法操作；不轻易提供身份证、银行卡等敏感资料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。消费纠纷的解决，终究还需回归合法合规的轨道。
采写 | 深圳晚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廖心阳
编辑 | 贺 曦
审读 | 吴秀玲
二审 | 蔡志军
三审 | 王 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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